引   言

2026年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央空管办、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发布 《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5年版）》 （以下简称《指南》），首次提出"四维融合"标准供给体系。

《指南》的发布，为行业提供了低空经济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指南》首次在国家层面对低空经济标准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标准制定的重点方向，并附有包含300余项现行及拟制定标准的体系清单。

但对于身处行业一线的企业而言，这份《指南》引出的不仅是“有哪些标准”的问题，更是一个更深层的追问：这些标准本身，是怎么被制定出来的？

这一追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标准一旦发布，便不再仅仅是技术文件。它会通过合同、监管、司法等多种法律机制获得规范效力，在实践中转化为企业需要遵循的重要行为规则。那么，这些“规则”本身遵循何种程序产生？规则制定的过程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法律规则？企业参与其中，是单纯的技术贡献，还是包含着一系列需要审慎对待的法律行为？

理解这些问题，需要回到标准制定的程序本身。

一、标准制定的程序合法性

标准的制定并非简单的技术协商，而是一个需要遵循法定程序的规范性活动。程序合法性，是标准能否被法律体系接纳并赋予效力的前提。

（一）谁来制定：标准的“身份”由制定主体决定

我国的标准体系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不同层级的标准由不同主体制定，其法律地位和效力存在显著差异。

《指南》本身由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空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属于顶层设计文件。而《指南》附件所列的300余项标准，制定主体各不相同：有的由全国航空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35）等国家性专业组织制定，有的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布，有的由中国标准化协会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等团体组织制定。

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前，首先需要明确：该标准未来的可能应用场景是什么？是被纳入适航审定要求，成为监管执法的依据？还是主要作为行业自律的参考，供企业自愿采用？这决定了参与的价值，也决定了参与的法律风险边界。

（二）程序公开透明：标准获得“合法性”的基础

标准制定须遵循法定的程序要求。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通常需要经历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发布等环节。其中，征求意见环节具有重要的程序意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既是技术共识的凝聚过程，也是程序正义的体现。

《指南》明确提出“强化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正是对这一程序逻辑的制度回应。如果一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例如未充分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未进行必要的技术验证、未经过合规性审查，那么在后续的司法或监管实践中，可能面临“程序合法性”的质疑。

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原司长徐超群在相关对话中指出：“我们过去靠多部规章及其配套标准来支撑，现在92部同样需要标准支撑，但目前标准支撑还远远不足。”这段话揭示了一个现实：标准的制定需求迫切，但程序要求不能因为迫切而降低。

（三）与上位法衔接：标准制定的“合规红线”

标准的内容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这是标准制定的基本底线。

例如，一份关于无人机数据采集的团体标准，如果规定企业可以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就直接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告知同意”原则。这样的标准即使发布，也不具有正当性；如果被企业采用，反而会将其引入违法的境地。又如，《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对无人机的分类、适航、登记、飞行活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涉及这些事项的标准，都必须与条例保持一致，不能“另起炉灶”。

企业在参与标准起草时，需要确保标准条款与上位法衔接得当。这既是对标准本身的负责，也是对企业自身利益的保护——因为一旦标准内容违法，参与制定的企业可能首当其冲成为监管执法的对象。

二、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法律风险

 

“一流企业做标准”——这一理念在行业内广为流传。但企业在追求行业影响力的同时，也需要审慎评估参与标准制定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一）参与即承诺：更高的注意义务

如果一家企业深度参与某份标准的起草，甚至主导核心条款的拟定，那么在标准发布后，该企业在监管和司法实践中往往被视为“最理解标准要求”的主体。

这一地位意味着：未来发生争议时，参与企业可能被推定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既然企业参与了标准的设计，就应当对标准的理解和执行负有更高程度的责任。标准中的模糊地带，可能被按照“起草者的原意”进行解释——而这个“原意”的证明责任，恰恰落在参与企业身上。

实务中，监管部门在检查时，往往会对参与标准起草的企业提出更高的合规期待。其逻辑在于：参与企业理应对标准理解最为透彻，若其执行存在偏差，则标准的规范意义将大打折扣。

这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通过制定标准获得行业话语权，也可能因此承担更高的法律注意义务。

（二）标准背后的知识产权问题

企业在向标准组织贡献技术方案时，需要审慎处理专利问题。

如果企业将自己拥有专利的技术写入标准，却未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承诺许可，后续可能陷入“标准必要专利”的争议。通信领域标准专利战的先例，值得低空经济领域的企业关注。

反之，如果企业参与制定的标准中包含了第三方的未披露专利，也可能面临侵权风险——自身参与制定的标准，反而成为他人主张权利的依据。

《指南》附件所列300余项标准涉及大量技术细节，其中可能隐藏着专利风险。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前进行专利检索和布局，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关注专利信息披露义务，是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三）联合制定标准的反垄断风险

企业联合制定标准，如果标准内容涉及价格协调、市场分割、排他性条款，可能构成横向垄断协议。

例如，某行业协会组织成员企业制定统一的无人机服务收费标准，并要求成员共同遵守——这很可能触碰反垄断法的红线。又如，标准中设置不合理的准入条件，变相排除特定竞争者，也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垄断协议。

标准制定的初衷是促进技术协同和产业规范，但如果演变为限制竞争的“合谋工具”，就背离了本意，也面临法律制裁的风险。《指南》本身强调“产业协同”，但这种协同必须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进行。企业在参与标准活动时，需要有反垄断合规意识。

标准讨论可以聚焦技术参数、性能指标、安全要求，但不宜涉及价格、市场划分、排挤竞争对手等敏感话题。

三、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

《指南》的发布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2025年12月，中国标准化协会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个以“低空经济”命名的团体标准组织，成立之初会员单位已近200家，涵盖航空器制造、通信、检测、安防等各类企业。

团体标准，正在成为低空经济标准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团体标准具有明显的市场属性

相较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周期长、程序严格的特点，团体标准可以更快响应技术和市场的需求。对于技术迭代迅速的无人机、eVTOL等领域，团体标准往往扮演着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试验田”的角色。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科技委委员陶岚在相关对话中指出：“对于低空经济而言，团体标准为何如此重要？这与低空经济的特征密切相关。低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其高度的市场化，民营企业是发展的主力军和主体。这样的产业特点，与之配套的必然是更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标准，也就是团体标准。”

很多成熟的技术规范，最初都是在团体标准层面形成共识，再逐步上升为行业标准甚至国家标准。这种“自下而上”的标准生成机制，体现了市场的活力，也赋予了团体标准独特的法律地位。

（二）团体标准的规范效力

团体标准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企业可以自愿采用。但一旦企业公开声明采用某团体标准，或在合同中约定适用该标准，即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

实践中，团体标准可能通过以下路径获得事实上的强制力：

1.招投标门槛

采购方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投标产品符合某团体标准，不达标者无法入围。

2.供应链传导

头部企业要求其供应商符合某团体标准，否则不予采购。

3.监管参考

监管部门在进行安全检查、事故调查时，将团体标准作为判断行业通行做法的参照。

4.司法采信

法院在侵权案件中，将团体标准作为判定“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

正是这种潜在的“硬约束”能力，使得参与团体标准制定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企业参与其中，不仅是在贡献技术方案，更是在参与塑造未来可能被市场、监管、司法采纳的行为准则。

这也意味着，企业在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每一次表态、每一项条款的博弈，都可能直接影响到自身未来的合规成本和竞争位置。

（三）团体标准的竞争逻辑

如业内人士所言，通过团体标准可以快速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同制定标准，甚至不必拘泥于“一个领域只能有一个标准”。不同团体可以制定不同标准，最终通过市场检验，看哪个标准更具实用性、更易推广，进而被吸收或转化为行业标准，也为监管部门提供参考。

这正是团体标准的价值所在：让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和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技术规范脱颖而出。

四、地方标准的先行先试

《指南》由国家层面发布，但低空经济的标准制定并非只有“自上而下”一条路径。各地如火如荼的低空经济实践中，地方标准正在发挥着重要的“试验田”作用。

（一）地方标准与地方立法的联动

深圳是低空经济地方立法的先行者。2024年1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明确支持制定低空经济领域标准。此后，深圳市在低空制造、低空应用和设施建设等领域制定了20余项标准。

苏州也走在前列。2024年7月，苏州市发布《苏州市低空空中交通规则（试行）》，对600米以下空域实施分层管理。这是全国首部“低空交规”，其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标准创新的探索。

这些地方实践的价值在于：它们可以在国家层面尚未覆盖的领域先行探索，为全国性标准的制定积累经验。孔得建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在低空经济的政策法律方面，深圳市先后颁布《深圳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二者相互配合形成了低空经济政策法律高度协同的‘深圳经验’。”

（二）企业面临的“标准冲突”难题

地方先行先试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企业在跨区域运营时，可能面临不同地方标准之间的冲突，或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的不一致。

从法律适用角度看，国家标准具有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效力，地方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但地方标准如果对同一事项提出更高要求，企业在该地区运营时应当遵守。

对于有志于全国布局的企业而言，一个务实的策略是：以国家标准为基线，以地方标准为补充。地方标准要求更高的，按地方标准执行；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存在实质性冲突的，及时向监管部门咨询，必要时申请协调。

五、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低空经济企业在参与标准制定时，可以考虑以下策略：

（一）明确参与目的：

1.影响力优先还是风险规避优先？

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将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规则，占据竞争制高点；有的是为了及时掌握标准动态，避免被排除在主流技术路线之外；有的是为了在标准中争取更长的过渡期、更灵活的条款，降低自身合规成本。目的不同，参与的方式和深度也应不同。企业需要在参与前明确自身定位。

2.组建专业团队：技术+法律+知识产权

标准制定涉及技术、法律、知识产权等多个专业领域。单靠技术人员难以识别其中的法律风险和专利陷阱；单靠法务人员又难以把握技术细节。企业应当组建跨职能团队，或借助外部专业力量，确保参与过程风险可控。

3.保留过程记录：证明“原意”的证据

如前所述，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注意义务”。

一旦标准发布后发生争议，企业需要证明标准条款的“原意”——为何如此规定？当时考虑了哪些因素？是否存在争议和妥协？

这就要求企业在参与过程中保留完整的沟通记录、会议纪要、草案版本等。这些过程文件，既是未来解释标准的依据，也是企业自证清白的证据。

（二）关注知识产权：提前布局与审慎承诺

在向标准贡献技术方案前，进行专利检索和分析，明确自身专利布局。如果涉及标准必要专利，提前准备FRAND承诺声明。同时，关注他人提交的方案中是否可能包含未披露专利，避免被动侵权。

（三）守住反垄断底线：敏感话题不参与

标准讨论聚焦技术本身，避免涉及价格、市场划分、排挤竞争对手等敏感话题。如果标准活动中出现此类内容，及时表明立场，必要时退出讨论并保留记录。

 

结    语

《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5年版）》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低空经济标准化工作迈入新阶段。但对企业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看懂这张蓝图，而是看懂蓝图背后的那套规则——标准制定的法律规则。

标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机构、一场场具体的会议、一份份具体的草案，经过法定程序、反复博弈、多方协调才最终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每一次参与、每一次表态、每一次签字，都可能产生法律上的影响。

那些能够读懂“规则的规则”的企业，那些能够在标准制定中既贡献智慧又管控风险的企业，更有可能在低空经济的浪潮中，从规则的“被动遵守者”成长为规则的“主动定义者”。而这条从“遵守规则”到“定义规则”的跃迁之路，正是企业在低空经济这片蓝海中能够抵达的最远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