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律师：

我的核心执业领域聚焦于境内外争议解决、企业合规、金融业务方向。这一选择既源于本身的兴趣也结合了专业背景的积淀和市场需求。

我本身就对法律有极大的兴趣，在大学学习法律前就会关注一些社会上的法律问题和法律新闻，并喜欢研究相关的问题。也因此我在高考的时候就选择了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律专业。得益于华政优秀的师资力量和身边出色的同学校友，我拥有了系统且扎实的本土法律基础。本科毕业后又前往美国乔治敦大学深造，海外的经历又给予了我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使我对于法律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这种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使我在应对复杂法律问题时更加从容，既能够提供新的视角又能够基于本土国情出发使整个法律应对方案不脱离实际。

另外，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我进一步发现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企业对“法律风险事前合规防控+法律风险解决+商业利益保证”的需求极为迫切。以金融企业和大型国企为代表的许多企业也越来越重视事前风险防控和企业合规管理。另外，随着我国人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即使是中小企业主也希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完善相应合规指引，这也是我参与编写《中国中小企业合规指南》的初衷——希望用专业能力填补市场空白，为企业提供从风险预防到争议解决的全链条法律服务。

王律师：

不同客户的需求底层逻辑是不同的，策略和法律服务方案必须“量身定制”。

对主权国家和政府机关，争议解决的核心是“合法性优先”，需严格依据法律规范，确保每一步操作都有明确法律依据，同时需要兼顾社会公信力和民众信赖利益的保护；

对大型企业，更关注“风险防控与商业利益平衡”，在争取最好结果的同时，还要考虑该种法律策略对企业商业利益、商誉等方面的影响，避免“赢了官司丢了市场”；

对中小企业，核心是“性价比与确定性”，中小企业资源有限，需用最经济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提供清晰的风险预判，避免“二次损失”。

归根到底法律方案的价值，在于是否适配客户的实际需求。

王律师：

虽然不同案件因具体情况不同所遇到的困难各不相同，但是普遍存在的核心难点与挑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跨地域的信息和交易习惯的差异：各国贸易救济法律体系的显著差异和因文化背景导致的交易习惯差异为我们与调查官员的沟通制造了障碍。很多在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交易习惯和商业逻辑，在国外调查官员的视角中觉得难以理解，并进一步质疑我们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2. 证据收集的复杂性：涉案企业多为制造业，产品型号繁杂、数据量大，尤其是小微企业缺乏专职应对团队，需律师团队“驻场式”梳理数据。

3. 调查节奏的高压性：反倾销反补贴调查通常仅几个月的答卷期，且调查机关可能随时提出补充质疑，需在短时间内完成法律论证与事实举证的双重准备。

针对上述难点，我们形成了“三维联动”方案：

1. 事实层面：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财务部门，通过“访谈+现场核查”固定一手证据；建立数据模型，精准计算产品成本与正常价值。同时根据大量同类型交易单据，证明相关商业交易习惯。

2. 法律层面：联合当地律师团队，深度解构调查国法律条文与既往判例，针对性提出法律异议。

3. 沟通层面：主动与调查机关开展多轮谈判，用“商业合理性+法律严谨性”双重逻辑回应质疑，最大程度保证客户的合法权益。

王律师：

目前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就像硬币的两面，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

风险：一是各国之间贸易壁垒往往对中国优势产业进行“精准打击”；二是跨境贸易中，合规风险依然较大；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中国企业往往得不到公正的结果。

机遇：全球化红利仍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需求旺盛；合规能力提升后，企业可通过“合规溢价”抢占高端市场；贸易救济规则日趋透明，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依法抗辩的空间。

建议：1、重视合规制度建设，进行合规风险的事前管控和事后总结完善工作；2、善用国际规则工具，在遭遇调查时积极提供资料信息进行维权，避免因“消极应对”而产生的过高关税；3、绑定专业法律服务团队，提高合规化制度建设水平，将法律策略嵌入商业决策。

王律师：

青年律师需结合自身情况和兴趣爱好重点锤炼以下核心能力：

1. “法律+商业”的解读能力：商事案件的本质是“法律问题包装下的商业矛盾”，需穿透法律条文看到商业逻辑。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到问题的关键。

2. 处理法律问题的“精细化能力”：商事案件胜负往往取决于证据细节，需练就从海量材料中抓住关键的能力。

3. 提升抗压能力，奉行长期主义：涉外案件和商事案件常面临长时间的出差，有时还需要面对时差和文化差异，需快速适应高强度工作节奏，同时学会与团队律师和客户团队进行合作。因此抗压是非常重要的本领。同时，法律本身是一个长期的事业，短期内看不到努力的意义，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深耕，努力构建自己的“专业护城河”，这样才能取得令自己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