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律师：

从业近六年来，我主办了大量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特别是在建设工程领域，我曾代理建设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以及实际施工人等多类主体，案件争议涵盖合同效力、合同解除、法律关系认定、工程造价、工期与质量索赔以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关键问题。通过不同类型案件的实务锤炼，我逐步建立起对建设工程全流程法律问题的体系化理解。

在这些案件中，有一起案件我认为具有代表性。

该案系某建筑工程公司、某置业公司与某自然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该案不仅涉及常见的造价、工期、质量争议，还因真假公章导致双方就已付款项主张差异巨大。更具挑战的是，实际施工人中途加入诉讼，并联手某置业公司，以“明知挂靠”主张二者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进而否定客户某建筑工程公司的收款权。

在前述复杂局面下，证据还因保管不善、人员离职等原因收集困难。为此，我们采用逐个部门走访、工程现场勘察、调取城建档案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施工情况，厘清结算依据、工程延误原因、质量问题成因。在付款争议方面，我们逐笔拍摄对方提交的付款凭证原件，就其中所盖公章逐一特写比对，并总结出肉眼判断印章真伪的规律。在收款权方面，我们围绕施工管理、资金投入、付款流向、机械设备采购等要点提交证据，证明客户对案涉工程存在实际投入并积极承担下游债务，促使法院从实体正义出发进行裁判，认为工程款应当由客户先行收取。

最终，在我们的代理下，客户不仅成功保住收款权利，在工程款数额方面也完全实现预期目标。

张律师：

概括而言，争议解决律师在案件中通常面临两个层面的挑战：一是策略设计，二是执行推进。

所谓策略，指的是实现客户诉求的具体路径，比如起诉方案、答辩思路、证据选择等，而策略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件的最终走向。由于我们日常接触的案件往往事实复杂、法律关系交错，策略设计通常就是我们面对案件的第一难点。

正因策略的重要性，我们在处理每一个案件时，都会在吸收全部材料的基础上，向客户发送问题与补充材料清单，对案件事实提出各类假设，一方面帮助客户扩宽证据收集思路，另一方面也便于我们充分了解全貌，构建清晰的案件认知。在全面掌握案件事实与证据基础上，我们的团队会结合办案经验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并与客户进行充分讨论，分析利弊，共同确定最终策略。对于部分极度疑难的案件，我们还可提请业务委员会进行集体研判，确保策略的专业高度与可操作性。

在案件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后，我们会依照既定策略和办案流程执行。但客观而言，案件办理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何确保策略落地是我们通常所面临的第二重难点。对此，我们始终秉持一条核心原则：为客户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例如：在多起建设工程纠纷案件中，由于项目建设时间久远、人员更替频繁，证据收集面临极大挑战。为确保最终诉讼效果，团队往往采用不计成本的驻场方式开展资料梳理工作。曾有一起标的额超过10亿元的案件，我们连续驻场三个月，最终为客户构建起有力的证据体系。

张律师：

实习之初，我的工作内容相对基础，主要是根据高年级律师的安排完成法律检索、撰写文书初稿、绘制可视化图表等工作。在合伙人和带教律师的指导下，我逐渐适应了办案节奏，能够较好地协同推进案件。

但在适应的同时，我也产生了疑问：这种被动完成任务的状态，是否就是我所期望的律师工作？我更希望能真正主导案件、把握节奏、独立面对客户和法官。带着疑问，我与主管合伙人进行了一次深入沟通。合伙人给予了我高度信任，在一些案件中有意识地“放手”，让我尝试“独立”。有一起案件印象深刻，是在执业第二年，我独自前往贵州处理一起标的额较大的建设工程纠纷。该案工程专业层面的争议点较多，所以证据收集需与客户的造价人员、土建负责人、安装负责人等多方对接，大多时候需要迅速给出结论。这段经历极大地锻炼了我的案件统筹能力，也让我开始具备独立判断的底气。自那以后，我逐步开始主导手中案件的推进，包括：策略制定、证据组织、开庭等各环节，真正成为案件管理者。

后来，我又思考：仅能推进案件还远远不够，如何做才能够被客户真正信赖？因此，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合伙人与客户的沟通，包括：语气、内容、逻辑等。我注意到：合伙人一般能够在交谈中预测风险并提前协助管理；另一方面，有问题出现时合伙人能快速响应，并在交流中给出坚定、准确的解决方案。因此，我开始秉持着为客户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沟通，不再仅仅提示风险，而是更在乎提示风险后的解决方案。慢慢地，我发现有些客户不再去联系合伙人，也有些客户会直接就新案向我咨询。在这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在律师道路上又有所成长。

其实，回望六年，每一次成长其实都是源于“不满足于现状”的驱动力，律师应当坚持对“更好自己”的持续追求。目前，我仍处在律师职业生涯的前半程，未来还需不断突破、持续精进。

张律师：

我认为还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当培养换位至裁判者思考的意识。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不仅有客户，还包括案件的裁判者——即法官、仲裁员。帮助二者更高效地审理案件不仅有利于实现快速推进案件的目标，也有利于我们和裁判者沟通渠道的畅通。例如：在一起建设工程纠纷案件中，我注意到《鉴定意见书》中的各项意见混乱，法官逐项提取并进行审理存在困难。于是，我以中立视角将鉴定意见按照双方观点梳理为表格，呈现双方无争议项目和争议项目，并在庭前向法官说明可按此表格中的争议项逐项审理。法官对此非常认可，当天的庭审也因此而焦点集中、进展迅速。庭后，法官还就多项问题电话询问我方意见，我们也有机会将观点再次输出。可见，从裁判者需求的角度设计案件推进方案，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应当注重整体输出能力。客户有意委托律师时，往往只掌握碎片化的事实，缺乏对争议解决路径的清晰认知。对此，我们应从律师角度发问，引导客户输出关键内容，并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从程序、实体角度为客户输出一份逻辑清晰、目标明确、可操作的争议解决方案。这种从“被动答疑”到“主动策划”的转变，是青年律师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如果律师始终停留在回应层面，往往很难在有限的接触中赢得客户的真正信任与后续委托。